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1950年，北大教育学科全部迁移到其他高校；1980年，北大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室，恢复了教育学科；2000年，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基础上，北大成立了教育学院。从1980年算起，教育学科在北大的复建已有40年。因此，我们说北大教育学科的历史是“百年传承，四十不惑”。

1980年学科复建时，由尹企卓、汪永铨和郝克明等老师担任负责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建立学科的基本构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后，在闵维方、陈学飞等老师领导下，又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全面推进学科内涵和外延的进步。最近十年的发展，由文东茅、陈晓宇和阎凤桥等年轻一代人担纲，正在努力向前，朝着卓越水平学科建制前行。

教育学科在北大四十年的成长和取得的成绩，得益于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国家兴旺，得益于北大学术沃土的滋养，也得益于国内和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开辟一个文字园地，分期刊登一些文章，以纪念老一辈学者树立的典范，总结学科发展的经验，展望未来的方向。

开云官方注册 - 开云(中国)院长  阎凤桥

2020年9月21日

《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上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吾国之教育，以“格物”为起点，以“止于至善”为终点。格物之道，浅近而易。吾国学者数千年来，千注万解，卒至渺茫昏迷，不可捉摸。实则所谓格物者，即近世所谓经验。曷谓经验，即就吾身所阅历诸事而得其奥义是也。凡事经阅历而不得其奥义者，不得谓之“格物”。如车夫驶电车，终日运行电机，能使车往返自如。然习焉不察，车之结构，绝无所知。大凡常人之于事事务务，均以此态度处之。阅历经久，无真正之经验。故《大学》曰“格物”，以“格”字为重，格得事物之真理，然后知其奥义，此即所谓“致知”。既知事物之奥义，则有一定不移之主见，此即所谓“诚意”。意诚则正心修身之功自易，身修则个人教育之功成，社会教育于是始矣。个人教育，发展一己之天性。社会教育，发展社会之能力。社会始于家而终于天下。故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末终始，次序不乱。吾国教育真谛，在《大学》一书，颇足为近世研究教育者之资料。惜乎！吾国之邃于国学者，泥古而不化。通西学者，又不知研究国粹。固有者无进步，输入者与旧学格不相入。此足为吾国学界忧也。

《大学》之言教育，其大旨与现世教育原理，实相成而不相背。然简略不详，以现世文明之复杂，欲执古时简单之学说以绳准之，则作茧自缚。文明之进步，其有望乎！且夫教育随社会而进行。社会多一新知识，学校必以之而传诸于青年。社会多一新问题，学校必以相当之教育授青年，而使有解决之之能力。无此两者，则教育失其功用。教育与社会，两相背驰，非二十世纪之教育矣。

自生理、心理、群学三科发明后，讲教育者，不能离此三者而虚构。所谓二十世纪之教育，即以此三者为根据之教育也。以个人言之，则教育固由生理、心理两者以为之基。以社会言之，则由群学以为之基。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言，则生理、心理之学不可少。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言，则群学不可缺。察生理、心理以行教育，则个人教育之功显。察群学以行教育，则社会教育之功著。以生理而言教育，则体力之发展，卫生之保重尚焉。以心理而言教育，则授科之程序，读书之方法尚焉。以群学而教育，则学科之编订，教育之方针定焉。不究生理与心理，则对于个人之教育，将戕贼本性，揠苗助长。不究群学，则学校与社会不相通，学科虽良，犹蜃楼海市，无益于人间。教育起于个人，而终于社会，自始至终，鱼贯蝉联。以上半言之，则格物而至于修身，个人之事也。以下半言之，则齐家而至于平天下，社会之事也。究其终极，则止于至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曰：苏孟波能Summum Bonum即言至善也。此中西古哲之所同也。以个人而言“至善”，则启发其本性之所有者。《大学》曰“明德”，先哲曰“尽性”；以社会而言“至善”，则增进社会之幸福。《大学》曰“新民”。新民者，明他人之明德也。先哲曰“化俗”。尽性化俗，教育之精义尽矣。

近世之教育有二要素，即个人与社会是也。二者同时并进，缺其一则不可。以个人而言，厥有三端：一曰体质之健全。希腊人有言曰：健全之心，寓于健全之身。近世教育家考证儿童进步迟缓者之原因有数，而体质发达之阻碍，实为儿童学业不进步之主素也。苟使儿童身体健全，则学校之成绩必增进。此在西洋教育界中，已成固然之通律，可勿庸作者之证明也。二曰授课之程序。昔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此乃循序渐进之工夫，使学者易得其门而入也。吾国旧时教育，有十年苦功，未通文理者，无他，授课未得其程序故也。三曰思力之发展。昔门人问王阳明曰：“读书不记得奈何？”先生曰：“读书要懂得，记得何用？”盖我国千年以来，学者趋重记忆力而忽思力，故思想涸窒，文明遂无进步。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也久矣。昔晦翁教人，以强记慎思并重，后世学者，取其强记之功，而遗其慎思之方。教育之精义，遂失其传。故今日吾国不讲教育则已，讲之必注重思力始。近世西洋教育家，日以“慎思”二字励生徒，盖有深意存乎其间也。以社会而言教育，厥有四端：一曰儿童当受科学教育也。科学Science一门，为我国素所欠缺，然其为用最广。二十世纪文明之发达，科学之功，实为最大。科学无他，方法而已矣。凡以此方法而求学识，办事情者，均称之曰“科学”。近世之法律、政治、历史、心理、教育诸科，均称之曰“科学”。不独物理、化学等科已也。然科学之方法，用于物质学上者，最精最鲜。故教授科学，恒以物质的科学为基础。二曰儿童当受文学的教育也。文学者，一国之精神所寄，即所谓文以载道是也。凡一国之历史学术无不由文化而达之。无文学，则其国之精神亡矣。故欲涵养儿童成一民族之特性，舍文学其末由。三曰儿童当受美术之教育也。美术者，人生快乐之所系，与社会道德有莫大之关系。以乐而言，吾国有“移风易俗，莫大于乐”之古训，《礼记》有“春颂【诵】夏弦”之垂教。盖其涵养性情，启发美感，为道德上必不可少之要素。以绘画、雕刻、建筑而言，希腊人视之若生命。盖使人民有活泼不羁之性质，高尚完美之思想，非美术不为功。四曰儿童当受经史之教育也。经也者，吾国道德之基础。史也者，吾国民族进化之实录也。吾国民族之品格见之于经。吾国民族之事业，见之于史。不知经者，不知吾国民族之品格。不知史者，不知吾国民族之伟业。皆于中华民国国民之资格有所欠缺。难者曰，现在学校课程繁复，儿童之精力有限，焉有暇时以读经哉？则应之曰：唯唯否否。吾之所谓读经者，非谓十三经皆当读也，又非谓一经之中当读其全部也。十三经择数经，一经中择其要者，读之可耳。且所谓科学、文学、美术、经史诸教育，皆当择其尤要者酌其轻重而配置之，是在教育专家之调度有方，固无庸作者详述也。总之教育之原料，当取于自己民族累世所聚积之文化，而补之以他民族累世所聚积之文化也。科学者，吾所无而必取于人者也。美术者，吾所不足而必求助于人者也。文学经史，吾国固有者也，此皆吾国儿童教育上应享之权利也。于是乎作《教育真谛》，愿与吾国教育家共研究焉。

（原载《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3期，1914年9月）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清末秀才。早年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04年入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自费赴美留学，1909年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后转入社会科学院主修教育，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业，1917年毕业，以论文《中国教育原理》（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受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加入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参与创办新教育改进社，担任《新教育》杂志的主编。

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校长辞职。1919年7月，受蔡校长委托，到北京大学代理主持校务，并受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9月，蔡校长复职后，任北大总务长兼文牍、会计部主任，并当选校评议会评议员，此后多次当任。同年底，协助蔡校长草拟了《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为北大构建了以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四个机构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章程既反映了蔡校长的“教授治校”理念，也体现了他推崇的美国大学注重效能的管理思想。1923至1927年代理校长之职，1930年12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抗战爆发，为西南联合大学轮流主持校务的三常委之一。1945年9月，辞去校长之职。

作为北大第一位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教授，蒋梦麟初到北大即在哲学系开设教育学、教育学史、教育心理学课程。1924年，北大教育学系成立，当选为系主任。此后在教育学系开设西洋教育史、儿童心理、教育心理、青年心理、中国教育问题、近代西洋小学教育史等课程。1933年10月至1934年7月再次兼任教育系主任。

1927年，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并兼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第三中山大学（今浙江大学前身）校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此外，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等。1949年赴台，1958年兼任台湾开发委员会主任。

著有《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1933）、《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 : a Chinese Autobiography, 1947）、《新潮》（1967）等；译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1918）；辑有《孟邻文存》（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