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略）各国教育特点，以时代学说之变迁与国民心性风俗之各殊，而教育上所得之结果，因之各异。以彼例此，固所不能，张冠李戴，亦未必合度。更察欧洲自十八世纪末叶至今日，各国教育所共有之宗旨，未有出国家主义之范围者；因思各国教育之特点，又为各国家之魂胆，故对今日一团散沙之中国，教育宗旨，惟有以铸造国魂为第一要义。为保护世界人道，为增进世界文明计，我国先须有独立自主之能力，而后可以言贡献。

今之谈教育者，甚易趋富国强兵之狭义的国家主义与茫无边际之人道主义。细察其端倪：一因受各国侵略所生之反响，以为非国富兵强，战败数国，不足以自存，至其极，则急切求速效，忘却根本上之培植，欲赖一二人之力，冒大多数人名义，运用政党与兵力，而成一新国家，反置民意于不闻不问，予甚惧其为普鲁士第二，而踏日本覆辙；一则因受俄国改革之影响，乃群起为社会主义之主张，而不问我国社会，与西洋社会相比较，（除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而外）是否尚有阶级？不细察我国产业制度，与工商实业上之现状，与俄国相比较，是否宜用一彻底急变？不审查我国国民性，是否如法国人之挑达活泼，如俄国人之简直易趋极端？一经鼓励，是否即可变巴黎之乱民以推翻皇室而驱除贵族？是否能如俄民之报极端牺牲主义，彻底改革？总之，今日之中国，其进行方向者若何，议论纷纭，莫宗一是。其病在多所主张而少实行；详谈主义，而缺乏实验。故处此境遇而谈教育，谈教育而得根本之解决，岂不难哉！以今日中国论，实一未入轨道之国家，非从团结人心着手，决不能维持久远。故以政纲论，当主张统一的国家；以联邦论，当注重统一的精神；按社会学的解释，当以个人自觉与团体自觉为不可分离之事实；按原理解释，当以国家为民意之结晶体；在教育上之标的，即为“镇国魂”三字；实则各种解释，虽各异其名，而最终之标的则一。

夫所谓统一的国家也，统一的精神也，个人自觉与团体自觉也，民意也，以至铸国魂也，均须用美术以潜移默化之，用科学以充其实力；一则赖普遍之深入人心，一则赖运用天然能力；双方进行，以达精神与物质方面之向上，是即对人道之贡献。今也我国诗歌、戏曲、雕刻、图画、音乐等等，有历史上之成绩，而无可供给现时社会需求之效用，是西洋美术之精进，虽其赏心悦目，可启发吾人之美观；然一深究其制作，正所以代表一民族一国家之创造力，其陶冶性情，维持人心之势力，至深且大，此即一民族一国家思想之结晶体，亦即国家之魂胆，更察其实力之所及，绝非模拟仿行所可得其实效，非从其历史上进化之程序，国民心性习惯上之酝酿，加以细察深思，恐不能得其底蕴而探其精英。我国对科学之研究，幼稚已极，无可讳言；而实则科学乃创造文明之工具，无此利器，即有创造文明之宏愿，亦无从着手创造。总之，国魂云云者，非有新文明之创造，将无以表见，将无所附丽也。今且言新文明创造之地位，而以音乐为例。西洋文明类皆权舆于希腊，故一察希腊公共游艺、饮酒、歌唱、舞蹈，成一种欢畅群众愉乐之习惯，今则国有国歌，新定宪法，且以国立音乐院加入宪章。民国八年夏，美总统威尔逊赴科仑巴斯演说，总统未至之前，市民皆齐集会堂，合唱国歌，继唱各种公共著名之歌（Popular Song）皆历来为全国人民所习闻而绝爱者；雍雍一堂，飞舞活泼之精神，交露一种团结力于不知不觉之中。音乐之于国家魂胆，于焉可见。我国孔氏列六艺为人生规范，诗与乐者并重，所以道志，所以和神，而以温柔敦厚为陶冶性情之标的；可想见我国古代元元之民，享诗歌音乐之乐。更视我国今日之音乐，已杂乱无章，古之乐已成极少数人之专技，近代之乐，仅能代表淫逸之愉快；即有少数人能作古乐，其效用在自娱，无团结公共精神与与众同乐之发挥。故今后音乐须改造之处，在从自娱至与众同乐。对音乐上之改造须如此，而实则对我国新文明之创造，事事皆须如此也。今请更一论创造之步骤。东西洋文明之渊源，均宜按历史的系统，审察其蜕变更改之关节，搜求其得失成败之因果，以增进人类道德为指归，以败坏人类道德为例禁，从历史的系统以创造文明，其意即在此。麦克凡类倡国富兵强秘密外交之说，欧洲侵略的国家主义，因之盛行。自工业革命以来，工商业渐次发达，资本主义因之猛进，与侵略的国家主义相联合，遂产生帝国主义。于是各国争雄，合纵连横，一方面中欧结合，欲称霸全球，一方面英俄法携手相抵抗，秘密外交，经济轧轹，酿成世界大战。威尔逊倡国际联盟，对人类文化史上又增进一层伦理的价值；华盛顿会议，几奴亚会议相继举行，其成败得失，固不可以一时定论，而实则为适应今日之情势，欲以外交上之公开，以减轻国际间之军事竞争，已分配国际间经济地位；较之以全力扩充军备，以争经济地位者，不可谓非更上一层楼也。达尔文倡进化论，以适者生存之说；不仅施之于生物界，且施之于文明各国，于是国家与国家，人种与人种，乃大相竞尚。克鲁朴脱金仍从生物学原理，倡人类互助之说，以调济之，于是人类文化史上，对于伦理价值之增加，又更进一层。是皆按历史系统以增进人类道德，非以败坏人类道德之证据，彰明而较著者也。故对于历史的系统加以精审考据，为创新文明步骤之一。以下当再列论三步骤。

东西洋思想，孰优孰劣，本极难下评断，但就思想上之习惯言之，东西并峙，两相比较，我国人士对于列论辩难，稍多主观的主张，与主观的解释，极缺乏客观的证实，与客观的分析。其根本原因，在缺乏科学训练。故一人倡儿童公育，则群起讨论儿童公育，于是甲有甲儿童公育之主张，乙有乙儿童公育之理由，结果则各有主观的主张，与主观的理由，而对于此主观的主张与主观的理由。确无客观的论证与客观的事实以证实其说。又如对于各种社会主义之讨论，风行一时，皆各有主张，及罗素旅俄游记出世，对昔时社会主义之主张，即改其论调；及罗素抵中国后，谓中国不合于社会主义之施行，乃大收旗鼓，一变其往昔之所言；更令人不解者，即主张社会主义之报社，视其组织法，犹属资本主义之原理。凡此种种，足见科学训练缺乏，往往置事实于脑后，未尝一顾及从实验出来之科学事实。盖有科学上之事实作基础，根本此事实所发生之主张，对此主张而有修改、推敲、辩难、批评、论断，方有客观的凭证；而后乃得创造新文明之把柄，与创造新文明之工具。故精求科学上的事实，亦为创造新文明步骤之一。

一学说之风行，一制度之存在，不但应审察其历史上之系统，以得其根源而究其进化之程序，尤当细考其当时与一国家、一民族所生之关系：关系于风俗习惯心性者若何，关系于山川河流气候土地者又若何，关系于体制遗传生理心理者又若何，关系于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以及工商实业文学美术者又若何？察其既往之成绩，与当今之事实，于是一学说风行之所以然，一制度存在之所以然，当了如指掌；然后互相比较，详其得失，而指练其短长，自无片面之主张，自少不落边际之讨论，自能免片段之评断，自可免闭门造车之诮矣。如专以教育制度论，何以欧洲教育有阶级，何以美国教育无阶级，何以欧洲职业教育之引导富于经验，何以美国教育多荒废一二年之时间，何以德国教育普遍之程度高而且广，何以日本不识字额较诸国为少，何以美国科学方法的教育，较英、德、法、日，为发达？凡解释此种种问题，非按照现时之制度，及制度上种种实状，不能有满意之解答。盖有比较方法，始能列既往之成绩而察其得失；按目前之事实而论其短长，测当今之趋势以定来日之方针，此比较方法之所以又为创造新文明步骤之一。

文明者何？乃合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各种创作，各种学说，各种制度，互相影响之总合也。以时间论，当合上古、中古、近世之文明而得其概念；以空间论，当以科学所及之处而得其事实；以民族国家论，当合其种类派别而得其纲要；如此，则仿佛晤古今之学者于一室，规划中外文物制度于掌上，然后融会贯通之，始有总合的态度。文明之创造赖个人之思想，个人之思想，由各种文物互相影响之结果；其发生为一点一滴之积聚；其影响所及，或暂或久，或直接或间接，皆为文明之一部分。文明之进行：无定向，无已时，实一时时变更，刻刻增长，合各个人之思想互相影响共同发展之总和。我国甲午一役，一败涂地，当事者，均以为海陆军不强所致；闻德国陆军称雄天下，英国海军冠全球，乃派遣留学生赴英德习海陆重，以为图强之张本；一似国家之进步，专赖于海陆军也者！继则以为国事不兴，乃由于政治之不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杂沓而来，以为政治砥定，即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见政局起伏，前蹶后振，愈惹纠纷，一般失意政客，即以为国家不可救药，大有彷徨失措，无可适从之慨！实则国家之上轨道，不专赖于政治之改革也甚明。故对一国新文明之创造，固无所谓先解决政治问题而后解决经济问题，亦无所谓先解决政治经济问题，而后解决教育实业问题，盖国家之上轨道，实赖百端齐举，共同进行。故总和态度，又为创造新文明之步骤之一。

此四步骤，为创造新文明必经之路径，亦即为创造国魂必经之手续。然以今日南征北伐之中国，一盘散沙之中国，民权不伸之中国，民意消沉之中国，兵、荒、灾、疫、老、弱、残、废之中国，而必曰铸国魂云云者，盖非此不足以唤起人心，维持人心，陶冶人心，而改造人心耳。

居二十世纪初叶之世界，察文化之趋向，为我国对世界应负之责任，又为二十世纪中叶所必须解决之问题，更为我国今后种种创作，所必须集重之点，在：集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上之共同点，而研究此两种主义实施上之不同点，以适应我国之风俗人情习惯，作世界文明进化之调剂。

高仁山（1894-1928）：字宝寿，江苏江阴人。17岁起就读于南开中学。1917年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科教育方向。1918年，赴美国格林奈尔大学（Grinnell College）学习教育，1920年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后曾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数月后，赴英国、德国、法国调查各国教育状况。1922年底接受北大邀请回国任教。

1923年1月，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开设课程教育学、各国教育制度、组织课程的研究等课程，并积极参与教育学系的筹建。1924年教育学系正式成立，成为教育学系教授，1926年当选教育学系主任。1924至1927年间，开设普通教学法、近代教育原理与实施（从洛克到现在）、教育学概论、养成师资问题、教育史（近代）、道尔顿制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与此同时，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进平民教育运动，主持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实验。

1925年，联合新中学会的会友创设北京艺文中学。是年12月，与陶行知等人共同创办《新教育评论》（半月刊）。1926年，在李大钊的引荐下加入国民党。1927年4月，出任北方地区最高统战组织“北京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9月，因质疑新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保存旧道德，取法新文明”之教育观点，以“内乱罪”被北京军政府逮捕，次年1月被枪决于天桥先农坛。发表有《教育与国家》（1923）、《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1926）等文章，著有《道尔顿制教学法》（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