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性教育运动的意义

     近阅周建人先生在新女性“性教育运动的危机”一文，不免又使我来说几句话。性教育运动当如别种智识运动一样，依我意见，应分为二项工作的进行：即一方面应从通俗上着想；而一方面应从提高上努力。凡能将性的智识，普普通通地介绍给人，这是一种通俗的工作，原是最好不过的，当然为我所欢迎。但是应知此项通俗的工作，乃仅仅为一种普通常识的应用，不是除此之外便禁人不可有再进一步的研究与运动。譬如：告诉人们每四周止有一次卵珠成熟，这是常识所应知道的。但告诉他们何以必要四周才有一次卵珠成熟？何以有些女子卵珠终不成熟？怎样有些女子每次仅有一个卵珠成熟，而有些同时有几个成熟卵珠？又问有些女子不待四周之久即有卵珠成熟也无？凡属这些研究，当然为提高的工作。有此然后能把通俗的工作逐渐推广与增进。故我说及卵珠成熟与第三种水有关系时，即望于普通人所知之外，而谋再进一步的讨论，幸而我已在本刊第二期论到此种推测已得相当的根据了。但使此等提高的工作完全失败，我们尚当继续去做，因为人类智识之所以能够日进月增者，全靠有一班人肯冒险去做提高的工作。

     提高的工作，当然是冒险的，惟其冒险所以见得可贵。人类思想之所以进步，全靠这样的冒险。这好譬居沃所说，农人将耕牛宰了，把血滴滴地沃于田块之上，希望在将来得了大大的收成，人类思想也当有此种牺牲的精神。故当我们辩论第三种水与卵珠的关系时，有朋友说：“反对者固然不能驳倒君的论据，但君也难寻得事实去证明。”我说我将用种种试验的方法以证明我说的有据。假使我不能证明，但苟反对者不能驳倒我从逻辑推理上的根据，则我说已有存立的余地。因为推理不错，则事实上即一时不能证明而总希望有一日的发见。总之他比通俗所知之外，已多得一层的假设与多一层事实的希望了。

     这种道理，可惜周君建人不能了解。他所汲汲者惟在通俗一面的工夫，而竟忘却了一种提高的工作。原因是他不懂科学的真意义。科学是什么？不过人类的智识较有系统者。而人类智识是变迁进化的，不是一定不易的。人类智识怎样能变迁进化？这个全靠人类有疑议推测的力量，与常觉不足而求再进的欲望。我国数千年来，科学不长进即坐于固守成见的弊病。而德国人的科学极进步，乃因他们敢于上天下地思入非非的考求。

     本刊对于性欲方面的努力，所以比别人与周君辈不同者，即一方面在介绍一些普通的常识，如《性的教育法》等篇，而我们尤望作些提高的工作如上期第三种水……的研究，与下期“丹由与性部呼吸”的长文讨论。

     “丹田呼吸”为提倡“可恶的道士思想”已经为科学家周君辈所竭力反对了。此事有如我说《道德经》可以研究一下，就不免犯了提倡道教的嫌疑。至于性部呼吸，据周君说更是无理之极，因为“男子性部只有一些腺体，并无与肺相比的空腔，何能呼吸？”原来“性部”这个名词，被周君看得太狭小了，他不知“性部”的范围甚大，最紧要的乳部也被他忘却了。又呼吸的意义也被周君看的太死板了，他是“科学家”，故只知肺部一部才称得起呼吸，他并不知“不知科学”的我，则说岂独性部能呼吸，即无论一身何处的皮肤也能呼吸，进一步说，凡一切细胞皆有呼吸，不过比肺的呼吸大小不同吧【罢】了。我今只把这些大概说来，已更可以证明周君在此层的辩论也输了。现因本期篇幅已满，关于性部呼吸的图说又极冗长，故不能在此期登出，请待下期定当呈教，使人知周君的科学程度到什么地步，而我的“不科学”的成功又到什么地步也。

    说及处女膜一问题，我非如周君所诬赖使女子为男子娱乐的器具那样的“谬误”。不错，我是主张不着重于处女膜的。这个重膜的观念当然是中国男子最谬误的一种。中国男子如周君一般人所要求于女子的是片面的与肉体的贞操，而我们所要求于女子者乃相互的与情感的融洽。故我在本刊第一期说有处女膜者固然好，无的也不必以为嫌。因为伊能爱与否不在处女膜有无，而在彼此的情感。（节余四十五页）真的，今后男女的交合不在此种无谓的膜的争执而在情感的有无，这样不重肉而重灵的提倡，总比周君辈为重视女性了。这般不重膜而在情感的观念确从提高的工作努力了。

    今后男女社交愈公开，接触机会愈多，女子难免因一时的冲动而失身。故有些地方通常女子在十七八岁以后，就已失贞了，这是社会普通的情形，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假使周君辈遇此势必把一切女性鄙视之而后可。但我辈徒去诅咒社会，究竟是无用的。在此情境之下，我们惟有一方面则怀疑贞膜的损失由于偶然；而一方面则以此膜的损失为不重要而且可以得到肉欲的美满；第三方面，则在力求女子方面情感的补救，这是我所要说的各方面面面俱到的谈论，而周君反谓我“不用更合理的话来说明”，这种无聊赖不负责任的说大话，真使人齿冷！

   总之，周君所知道的是一些通俗的智识，假使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也未尝不是藏拙之道。而他偏要来干涉他人一些较为提高的讨论，所以他处处讨人厌恶。因为他知道的，是人人所知道而不用我说的。而我所要说的，当然为他所不能知道而不免是他大惊小怪晓晓饶舌了。

（原文刊载于《新文化》第1卷第3号，1927年）

    张竞生（1888-1970）：幼名江流，学名公室，广东饶平人。1907-1910年，先后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上海复旦学校、北京法文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法文系。1912年赴法留学，1915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回国，任时位于潮州市的金山中学代理校长。1921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任哲学系教授，讲授伦理学（行为论）、论理学（初级）等课程，授课内容以逻辑学和美治为主。任教期间，从事性行为、性教育研究，专门开设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1923年成立风俗调查会，进行“性史”调查与征集，并组织发动关于“爱情是则”的大辩论，招致多方斥责。1926年因著《性史》（第一集）为传统观念所不容而被解聘。

     1927年赴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创办美的书店，出版性学书籍。1929年再度赴法，从事译著工作。1933年回国，任广东省实业督办，兼任《广东经济建设》月刊主编、广州《群声报》编辑。1935年改任广东省参议员、广州经济委员。1937年回饶平创办学校。1953年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1960年回饶平隐居，从事著述。

      其在中国最早提出和确立风俗学，最早发表关于人体裸体研究文章，率先提出计划生育思想；主张“爱情定则”、“美的性育”、“情人制”等观点。著有《“行为论”的学理与方法》（1923）、《美的人生观》（1925）、《美的社会组织法》（1926）等；译有《哥德自传》（1930）、《多惹情歌》（193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