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教育发生了问题。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近一两年来，凡是知识界的人都在注意教育，有的人消极的攻击过去教育的失败，有的人积极的提倡许多改革教育的方案或建议创立新的教育制度。过去的教育未能适应国家、社会及人民的需要，这是连在教育界服务的人都承认的。甚而至于有人说中国现在所以弄到这样子糟，完全是教育走错了路！陈果夫先生在中央政治学校讲演“中国教育改革问题”时，指明过去的物质建设少有成绩，人格方面缺少训练，人民没有国家的观念与民族的意识，一任他人宰割侵略，归结起来说：“殊不知所以弄到现在这样局面的主因，即在过去教育的不良，假使以前教育办得有成绩，现在不至陷于如此困难的惨境；若教育仍不能大加革新，则二三十年以后，还是不能摆脱困难，且无法应付国难的。”究竟教育应否担负这样子的重大罪名，自然是尚有讨论的余地，但是教育应负一大部分责任是不能否认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方法，有人说以往没有造就出于国家有用的人才来，所以过去的教育是失败的，现在的教育是有问题的。陈先生曾向中央提出改革教育问题的方案，“主张文法科停止招生十年，……目的在将原有不合格的无实学的人才，重新训练一番。……一方提倡农工医三种学校，以造就实际有用的人才，……纠正过去过偏虚浮的错误。因为过去教育所造就出来的人才，全是分利的，不是生利的，全是为个人升官发财上着想，很少是想替国家谋出路，为民众谋幸福的，”所以陈先生再提一个方案，具体的规定一种六级制，所谓家庭教育、小学教育、初高级生活教育、大学预科及大学教育等，各阶段都有纠正过去错误的训练方法。现在主持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曾向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提出一个《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定出原则二十条，大意主张：“一，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分……二，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三，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也是鉴于教育急应设法革新之故。此外还有许多的改革教育的主张或意见，我不必再列举了。我的意思不过是由知识界人士批评过去教育的错误及提出改革教育的办法而证明我们的教育是有了问题，可是所谓教育问题是不是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子的大而严重，这是我们在教育界服务的及研究教育的人所应当仔细想一想的。我以为许多人责备过去教育的错误，实在是应当责备过去政治的错误，或是社会思想的错误，或是经济制度的错误，教育的范围并不能包罗万有的。我们要知道教育的势力不过在十几年的学校里边。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还有家庭势力、社会势力与政治势力，随时影响学生人格与学识，何况离开学校后要完全受政治及社会势力所支配呢。所谓教育改造政治与社会者，最大限度不过等于说政治与社会影响教育，而能改造政治与社会的人才若与为政治与社会势力所同化者相较更属寥寥。我们的国家弄到这样子糟，何能完全归罪于教育？教育不过是人的生活一个方面，国家社会的不振，教育自应负相当的责任，但是所谓教育问题绝不是一般人所提出者，我们研究教育的人应当大家想一想。我认为陈先生所提出者是国家教育政策的问题，梁先生所主张者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这只能说是有关教育实施的重要问题，而不能认为是教育自身的问题。

教育是一种历程，冀以培养人的能力、知识与道德，使其能适应国家、社会与人民的需要。我们的教育发生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同人民有了新的需要，教育应当培养出人才来以适应这些需要。我们的国家需要挽救，社会需要建设，人民需要生活，这是我们所认识的。挽救国家，建设社会与保障人民的生活要靠谁去作呢？这自然是希望现在的学生，未来的国民，去担负一大半责任的。教育的问题就是在如何使现在的学生有这样子的准备，用教育上的术语说，教育的问题只是一个“学习问题”，这一个问题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学什么？就是所谓教材的问题；二是怎样学？就是所谓教学法的问题；三是学习者的学习能力问题。二三这两方面也可以说是学习心理的问题；这三个方面也可以合成两项，就是所谓“课程与儿童”的问题。我以为今后的教育问题就在教材之搜集与整理，及儿童与成人学习心理之研究与应用两方面。今后教育的目标是很清楚的，主要的就是救国。我们的问题只是在下一番功夫从事教材教法两方面的研究实验，下这一番功夫可是千万不要走错道路如过去之漫无目的者。这一个路向就是我在《国家的出路与教育》一文中（见《师大月刊》第四期）列举的几项。我现在再说一说：“（一）训练儿童、青年及成人认识我们的国家及民族，此种认识由小学起经过中学、大学逐渐深刻化以至坚定不磨为止。我们希望教育家、历史家与著作家联合编辑一套新的国史教本参考书，要生动活泼的描写我民族过去的伟大事迹，以及历代解脱外力压迫与复兴主权的努力与经过，使读者受有力的刺激而兴奋。这一种国史教本要以中华民族的建设活动为主，不注重朝代的更替；其中要多包含真正伟大人物的传记与各种关系人生的发明创造之叙述。外国历史中之可以印证我民族之伟大者更要多多列入。（二）我民族的生存物质环境必须使人人明了，并且使人人知道宝贵。所以地理教学的重要不减于历史教学。制编地理教本，搜集正确的地理材料编制图表，以及多用幻灯电影照片等表演风土人文，都是目前教育上要紧工作。由小学起养成爱乡土的观念，扩大起来，自然而然地能够养成爱国心。（三）自然科学的教学应多用本国文字定其名称术语，使其于日常生活上之观察发生密切的关系。自小学起，经过中学、大学，除教学各种原理原则外，尤要指明我们的民族行为何以不科学化或是反科学的；并且要特别注重应用科学及利用科学方法以维持我们的民族生存，民族延续，以至民族的逐渐发挥光大。（四）近代生活必须是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方能维持与发展。在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太欠缺，我们的团体生活发展到家族为止，这是一般人缺乏国家观念与自私自利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必须赶快纠正，否则一切都发生阻碍。所以政治、经济、法律、合作、服务一类的社会科学与道德陶冶在学校教育同社会教育中都是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恐怕要多参考外国的办法，但是必须以我国的固有习惯、风俗制度、成训等为出发点。这一方面的教育要紧在方法上，教本内容关系尚小。学校要作成国家、社会的小模型，社会教育的训练要注重团体生活与合作的能力与道德之培养。（五）身体的锻炼同健康是我们民族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教育上应当首先注意。先要有健壮的身体，然后方能有健全的智力与正确的人生观。抗日期间，人民都有当兵的义务，更非身体强壮不可。有人说我们的民族太老了，所以弄到这样子不振作的地步。这句话可信可不信，但是我们民族比起欧美民族来确是不甚健康。身体不健康的人容易悲观并且缺乏冒险的精神与进取的志趣。我们要复兴我民族的生命与主权必须先复兴我民族的身体健康。学校中体育教学与民众体育虽甚提倡，但是还要进一步的澈底实施。

我们以教育为职业的人应当先认清题目，不要什么都谈。我们国家的问题太大，教育问题只是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我看有许多人谈所谓教育问题都不是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教育本身自有问题并且十分重要，期待教育界同人下一番苦功夫来解决。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以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关，所预备的教材是我们国家、社会、人民今后所需要的吗？我们必须施行总检讨方能知道。如果我们需要的教材还没有，我们应当如何去搜求整理与编制，使其适合于各级各种教育机关之应用？我们各界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与经验如何？欧美心理学家所发明的学习心理，如桑戴克之学习律，华德生之行为派及柯夫克之完形派等在我们国内曾经过实验否？我们应用起来效果如何？我们中国人与欧美人学习的能力有无不同？这都是未解决的真正教育问题，期待教育界人士脚踏实地下功夫去解决的。本来学习是教育上永存的问题，可是现在的学习问题包含教育的新目标与新方向，且有迫不及待之势。教育界人士救国之道路在此。这不是随便说一说，或是讨论辩难所能有成效的。必须用努力研究自然科学的精神去研究教育问题，然后方能认识它，解决它。我今天向大家讲的意思不过是希望我们教育界人士要先认清楚什么是教育问题，并且要知道解决真正的教育问题，不是随便发表意见来讨论讨论就行的，必须由专门研究教育的人应用科学方法下一番切实功夫去探讨所谓教材与教法方可，因为教育是一种专门学术，它的问题的解决也是倚靠专家的。

（原文刊载于《文化与教育》第4期，1933年12月20日）

李蒸（1895—1975）：字云亭，河北滦县（今唐山）人。幼年就读于滦县县立初级小学，1910年入河北高等工业学堂附属中学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9年毕业留校任英语部助教及讲师。1923年公费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修乡村教育，1927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并在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曾出任北平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等职。大学区制停办后，北平师范大学复校，任代理校长。1929年任南京大学区民众教育院主任、无锡民众教育院（后改组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暨实验部主任。1930—1931年度，在北大教育学系开设了乡村教育、民众教育课程。1931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32年7月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主持制定《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组建乡村教育实验区，设立乡村师范班。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师大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为轮流主持校务的三常委之一，兼临时大学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院长。1939年8月，师范学院独立，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直至1945年8月。1945年后曾任三青团中央副书记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等职。

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任政务院参事、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著有《美国单师制学校组织之研究》（1928）、《民众教育讲演辑要》（1931），发表有《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的方法》（1938）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