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之一大缺点为教育精神上之不发达。所谓教育精神者，指包括学校中之管理法、教授法及课程之规定而言。吾国办学校已将近二十年。然学校内容、几事事仍袭往日之旧习；精神上并未有何种大进步。在前清科举时代，学科极简单；而所谓教育者，不过训练儿童之记忆力，他非所知也。近来学校中，虽加各种算学及理化等科，然其教授法仍不外旧日陈法，即训练儿童之记忆力是也。至于儿童之心身状态如何，天然之倾向如何，及如何可以发展其本来性能，俱未有何种考察，何种研究。在中古时代，言天文者，常以地球为中心；以日随地球而旋转；及哥波里哥斯倡地球随日转之说，遂开天文学之新纪元；而天文学因之以发达。向日之言教育者，常以学校为中心点，而强纳儿童于学校范围之内，使受学校各种无意思<的>之制裁；此种方法实有背于教育原理。今日之教育家，如欲为教育界开一新纪元，当以儿童为中心点；使学校内之管理法、教授法及课程，俱适合儿童之本性及本能。故教育家非研究心理学不可。心理学乃教育学之根本，教育学乃心理学之实用；舍心理学而言新教育，无异痴人说梦。

成人心理与青年不同，故讲教育者，当注重青年心理，兹将青年与成人种种不同之现象略为讨论之如下：

第一种青年之现象：即在此青年期内，体育之发达异常迅速。体育先向高处发达，常自十九或二十岁为止。身体之重量发达较晚。然常接续发达，至五十岁而后止。故青年人常瘦长，而中年人常肥胖。但身体之发达，非身体各部同时发展，骨格发达最早亦最速，筋力次之。大约身体之高低及骨格之大小，至十九岁为止。在此时期内，筋力之发达，以髋部背部肺部心部（即胸前）为最速。心部之发达，与身体重量之发达成正比例。大血管（Arteries）发达较心部稍缓。故青年时代，血之压力增长最大亦最速。肺部之发展，男女不同；在女子自十三至十五岁之间，男子自十四至十六岁之间；肺之增长最快大约男女至十六岁时，呼吸之速率，已与成人相等；各种官觉，如耳目口鼻之类，亦于此时期内，发达最速。此青年体育之大略也。

第二种青年之现象：即在此期内，求自知心最甚，即英文所谓“self-discovery”是也。青年在十五岁至二十岁间，常欲自知其天然之倾向，及其天然之本能，以为择业之预备。在英美之青年人，此种心理最为发达。美国之各种职业学校林立，即所以应青年人择业之需要。常见美国之青年人，因自知不明，改业转学，常不下十数次；甚至于立志不定，至于成人之期，尚无职业可言者；此种情形固为可惜，然其求自知之心，亦属显而易见。我国青年人求自知之心，亦不亚于英美之青年人。余前到天津后，常与天津南开中学校之学生接谈，问其毕业后欲就何种职荣【业】，大多数皆能以其所择之业，如业商、业农、业教育等类见告。及问其所以择定某种职业之原因，彼等常以其天然之特能对。天津南开中学校之学生既如此，他处中学校之学生，谅亦如此。因青年之心理大抵相同也。

第三种青年之现象：即其好自立心异常发达。英文所谓“self-dependenceof self-assertion”是也。此种心理，在美国之青年人发达尤甚。为青年者，常因不欲受家庭之束缚，离父母而独谋生活；而为父兄者，亦常以自立之大义，勉励其子弟以养成其自立之本性本能。故美国人常勇敢进取，即此种教育之结果也。我国之青年，常因受旧教育之毒，此种自立性几消磨殆尽；而言新教育者，又多昧于教育原理；关于此种自立性，不特不培植而养成之，且从而压抑之，摧残之；务使学校中所养成之学生，如同行尸走肉，无一线生气而后可；殊不知民气难抑，众怒难犯；如此学校风潮，学生与学校职教员起大冲突者，实繁有徒；而学生与教育长官，亦常生异常恶感。此皆吾们教育前途不幸之事，而司教育之责者，实难辞其咎。

第四种青年之现象：即其合群性。美国中学校学生。常有秘密兄弟会、文学会、辩论会、体育会及其他各种会社之组织。其办理之完备，及其团体之坚固，常令人钦羡不置。因青年人富于崇拜英雄心（HeroWorship），如一学校中有一人或数人能为领袖者，其他学生即随声附和之，崇拜之，服从之。我们中国学生中，此种合群性亦异常发达；即以天津南开学校一校而论，学生自己结合之团体不下十数种；常一会而有会员数百者。至其各会内之组织，又复井井有条。如南开学校之童子军，成立于此暑假之中，为时不过数星期；常观其训练之精神，及其服从领袖之状态，常私心赞叹不止。即再以此次学界风潮而论。无论其是非如何，但以其布置之完善，及其举动之文明，亦足以证我国青年合群团结之本能。此可为我国教育前途贺也。

青年之心理如此，前所言者，不过荦荦数大端。然青年与成人种种不同之现象，亦可概见一斑。但教育青年之方针则何若？

教育青年之方针，当依据青年心理而定。故第一种教育青年之法：即注重其体育之发达。学校教育以养成完全人格为目的，而完全人格非只智育之一种。我们中国旧日之教育，以能作八股文为独一无二之目的；体育一端，不特不注重，且非一般言教育者梦想所及；故在学之日愈久，而形容愈枯槁；而身体愈不可言。及创办新教育以后，学校中虽设有体操一科，而办学校者，常以敷衍为了事；殊不知在青年时代，体育比智育重要百倍；智育可俟之于异日，而体育须臾不可缓；因青年为体育发达时期，若此时期一旦错过，再欲图身体之发达，不可得矣。美国哥拉克大学教员朋汉氏Dr.Burnham常言“功课可缓授，而身体之发育刻不容缓”（Instructioncan wait but health is imperative），可为吾辈办教育者之金科玉律。愚见以为体育一科，训练与教授须同时并举，凡中学或中等以上之学生，每学期入学时必须经医生察验其体格。凡有身体软弱者，须由体育教员定其相当之运动，强其实行。因个人身体之强弱不同，故其运动亦不能强为一致。除此强迫运动之外，各中学及中等以上之学校，俱须加卫生学一科。此种卫生学，须包括个人卫生及公共卫生两种。教授之方法及课程之内容，须浅近而易见诸实用，并须随时养成学生种种卫生之习惯。中学之生理学，须以卫生学代之；因讲生理学而不讲卫生，则教授生理学之时间为虚费光阴。教育须以实用为目的。现在我们中等学课之生理学，无丝毫实用之价值；如学生不知爱干净，不知重卫生；即彼等能知身体内细胞之构造，及各骨格之名目及位置，亦奚益哉，此教育青年最要注意之点一也。

第二种教育青年之方法：即于中学或中学以上之学校，添设选修科，以应青年人择业之需求。青年人求自知之心既甚，学校即应与青年学生以自察自知之机会。大多数之青年，俱不知其个人天然之本能，及各种职业之需要；贸然择定某种职业，终贻后悔。如学工程者而弱于算学，学外国文语者而不强于记忆力，此皆由于不自知之故。如中等学校或中等以上之学校，能添设选修科，则有益于青年者必非浅鲜。不但为青年学生择业有帮助，并可以提起青年学生求学之兴味。因个人之倾向不同，而强彼等学同种之学科，则来学之兴味必因之一挫。此言教育者不可不注意者也。

第三种教育青年之法：即养成其自立自治之特性。学校内之管理法，须用训导不宜用压抑。职教员之对学生，宜友爱不宜用气势凌人，如中国长官之对属员。学校内之管理，最好学生与职教员共同负责，以养成学生自治之能力。为职教员者，须知学校为学生与职教员共同之学校。如使学生因畏惩罚而敛迹，则良美校风，绝难养成。即以此次学校风潮而论，学生于此数月之内，所得之知识经验甚多。如于秋季开学后，各校职教员仍欲用压制手段，强纳学生于范围之内，余恐学校风潮，正无已时也。前直隶省中等学校校长，在津会议时，有人建议请直隶教育厅厅长于秋后下严厉命令，强令各学校学生归校上课者，余恐此议一行，更足招学生对学校之恶感，而办事更为棘手，余甚愿此议不得实行，亦甚愿他处不出此同等之下策也。

第四种教育青年之方法：即养成其合群能力是也。凡学校内之各种团体会社，为职教员者当提倡而辅成之。余此次自美国回来时，在船上约三星期。此三星期中，船上之欧美人，即组织各种临时游戏会以消遣。余彼时即赞羡欧美人结合团体之能力。然彼等之能力，皆彼等教育之结果。欲养成中国青年此等之能力，亦非由教育不为功。且教育二字，并不专指教授学生书本内知识而言；书本内知识乃教育最小之一部分；养成学生自治合群之能力，乃教育中之最重要者。我辈言教育者不可不注意也、

抑更有一事欲共同商榷者。即秋后开学后各种学科之教授法是也。以教育原理而论，良教授法必以能引起学生之兴味为标准。我国此次学校风潮因山东问题而发生，各处学生在此两三月中，所看的书报，大半关于山东问题；所谈论者，大半关于山东问题；所思想者，大半亦系关于山东问题。秋后开学后，有多种教员，即可以山东问题为教授之起点。如教历史者，即应以山东交涉之历史为起点，然后再推及于往代。教地理者，即应以青岛为起点，然后再推及于全国于世界。教政治学者，即应以山东之政治问题为起点，然后推及其他，盖教授原无一定成法，教课之内容亦无一定秩序，为教员者，总宜因时制宜，以期引起学生求学之兴味。总之，此次山东问题，为中国外交上之大失败。此次各界之风潮，亦为中国民气发展之一新纪元。为教员者，宜利用此时机，使其教授法及其教课之内容，得随时变通。此种学说，杜威博士及天津张伯苓先生前已在天津学界提倡，窃愿全国教育界一留意焉。

（原文刊载于《新教育》第2卷第1期，1919年）

凌冰（1894—1993）：原名庆藻，字济东、季东，笔名凌冰，河南固始人。11岁考中秀才。曾就读于南开学校，后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3年毕业并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在哥大留学期间，发起组织中国教育研究会并任会长。

1919年，受张伯苓邀请回国创建南开学校大学部，任大学部主任兼大学教务主任。1919年曾陪杜威讲学，1921年陪孟禄在济南、曲阜、天津和奉天开展教育调查。同年底，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任成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新教育》杂志的编辑。1922年，应河南督军冯玉祥之邀，就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兼河南中州大学顾问，后回南开大学任事。1925年重游欧美，代表中国出席爱丁堡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并当选董事。1926年到北京高等师范大学任教。同年在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开设儿童心理学和学校卫生课程。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任河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会长。后任天津比租界委员会委员长、驻古巴公使、外交部参事、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1945年赴美定居。著有《儿童学概论》（1921）。